從2013年的“中國經濟升級版”、2014年的“中國經濟新常態”，到今年的“互聯網+”概念，中國經濟在嶄新的起跑點上已經找到了“新的動力源”和“成長升級”的具體方案。雖然，進入2015年二季度以來，中國經濟依然在相對穩定中試探中長期底部，但是“觸底反彈”卻已經距離我們不遠。

　　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歷了2013-2014年以來最嚴重“行業困難”情形的國內大屏行業，應如何擺正自己的歷史觀，制定怎樣的企業中期戰略就成了一個必須認真對等的難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大屏企業極可能面臨：1、繼續在此前兩年的困境中徘徊，2、亦失去對未來新增長機遇的把握能力，進而使得企業的發展遭遇存亡考驗。

　　以上這個問題，也是本文中筆者將著重解答的問題。

　　大環境：什么是互聯網+

　　對于大多數人，互聯網+還是一個陌生概念，沒有形成產業性的統一認識。甚至，少部分人依然將互聯網+認為就是電商，就是上網賣東西——這樣的認識必然不能深刻了解“互聯網+”之中的巨大產業機遇。

　　科學正確的認識“互聯網+”概念，必須建立在對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理解之上。而對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解釋，更多的媒體導向是“增速降低”。這樣的解讀同樣是片面的、甚至錯誤的。經濟新常態的核心含義應當是“產業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的升級，與經濟“再”全球化的秩序重構。

　　其中，全球經濟背景將是一個關鍵的核心因素：

　　全球經濟的大背景是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這場危機改變了整個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其中，兩個標志性的解雇是：第一，歐洲實現了歐盟級別的財政和貨幣權利的集中，這為歐洲一體化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同時德國亦在二戰后首次真正回歸到了歐洲政治經濟的全方位領導地位;第二，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進入再工業化過程，尤其是2013年德國提出工業4.0和智能工業革命技術爆發以來，08年到2013年期間，全球初級制造業向越南、菲律賓、孟加拉等東南亞國家轉移的趨勢“戛然而止”，同時，所謂金磚國家中除了已經實現全面工業化的中國外，其他國家的發展都遭遇了一定困難(資源和重工業領先缺乏輕工業的俄國面臨烏克蘭危機后的“制裁”考驗;巴西和印度經歷了貨幣貶值和大起大落的GDP考驗;南非甚至在2015年4月份發生了一定的騷亂事件)。

　　此外，金融危機的另四個副產物是：1.“印鈔”戰爭，美元、日元、歐元先后進入量化寬松政策，預期未來人民幣也具有在一定背景下量化寬松的可能性，其中尤其以日元的量化寬松對于救活其出口型企業和高負債財政作用最直接;2.歐洲，如英法、第三世界國家如印度、全球經濟領頭羊如美國先后出臺了“有史以來水分最大的會計準則和GDP統計方法”，這種強行拔高GDP的行為，充分說明了少數國家在政府債務問題上的嚴重性，甚至不得已不用“掩耳盜鈴”的方法來拖延時間;3.美國全球權力的收縮和調整，帶來局部權力真空，這與其政治軟實力的頻繁使用一起，構成了東歐、東南亞、中東、北非等地區一些國家動蕩的核心原因;4.全球經濟低迷，使得強人政府更為盛行，例如今年初希臘大選為代表的歐洲保守主義和右派的登場，美國抬頭的貿易保護主義(四月份財政部長樓繼偉對美國的批評)，世界銀行改革的乏力，印度和印尼新領袖的當選等。

　　以上這些宏觀國際因素構成了“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外部條件：1.出口經濟增長遭遇瓶頸，無論是發達國家地區、還是發展中國家地區皆是如此;2.中國工業經濟的競爭由主要擔心向成本洼地回流，變成了應對工業4.0背景下，美國為首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的挑戰;3.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趨勢、國際動蕩也加劇了海外投資權益的風險和不確定性;4.中國經濟的全球話語權談判陷入僵局，不得不啟動亞投行等新工具;5.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政策從軍事和同盟手段為主，向挑動中國經濟關鍵鄰邦國內穩定和直接貿易戰為主轉變(如泛亞鐵路沿線的政治困境和TPP)。

　　當然，中國經濟的新常態的決定性因素還是來自于內部，其主要表現是：1.從企業到政府端的“升級欲望”，經濟向高端發展的戰略至少已經實施了10年以上，從上屆政府的振興裝備產業開始，或者從上上屆政府的振興國防產業開始，這個周期是漫長且空前具有共識的;2.新技術的顛覆作用，主要是互聯網信息技術和智能工業機器人技術導致傳統產業的巨大變革(最重要的是，二者結合美國經濟去工業化的核心原因：“人力成本劣勢因素”將逐漸消失，這為美國在資金、技術、資源、內需市場、高水平技術工人等有利條件下，實施再工業化創造了條件;同時也成為阻礙初級制造業向東南亞轉移的最核心力量);3.解決區域發展平衡問題和國內公平問題的挑戰，這一問題的起始時間也超過了十年，典型的轉折點是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京津翼一體化政策;4.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的挑戰，上文提到金融危機使得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這就要求我們經濟走出去的時候要有新手段(絲路基金等)、更多資源投入(如安全資源，亞丁灣巡航)、更大的誠意(如4月份習大大訪問巴鐵);5.國內部分資源過度消耗的瓶頸，例如低端勞動力資源的短缺(依靠互聯網+和工業機器人解決)、金融對實體經濟支撐的結構性資源缺陷(中小企業融資要更多的靠金融改革解決)、環境容量資源的消耗(如霧霾問題)、區域公共資源瓶頸(如北京堵車問題，要靠京津翼一體化解決)、大尺度下的公平問題(如今年開始的高考困難農村地區另招政策)、政府資源效率的問題(簡政放權、治理庸官懶官和反腐敗)——總之，資源瓶頸涵蓋了自然資源到社會資源的廣闊范疇 ，這些都需要經濟升級來解決;6，與美國的新型大國關系問題，如何避免更多的摩擦、建立更多的共識需要智慧和耐心。

　　由此可見，中國的經濟新常態不是簡單的“增幅降低”：實際上，即便印度號稱超越我們的GDP增速，2014年其能貢獻的全球增量不過是1400億美元，而中國確是7000億美元——因此，中國經濟依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中國經濟新常態是一種結構性的挑戰。其核心是“經濟升級”的問題：包括礦產和環境資源消耗方式、政府政治和社會資源的再生與高效運作、金融和產業資源的整合與走出去的一路一帶戰略等等，每一項都指向“升級”二字�；蛘哒f，經濟升級既是中國目前所謂新常態的出發點，也是經濟新常態的過程和目標。

　　而實現中國經濟升級的關鍵節點，或者說命門在哪里呢?自然不是外部的全球經濟環境問題，如美國的遏制政策;也不是廉價勞動力資源逐步枯竭問題;而是“如何利用新技術的問題”。這個所謂的“新技術”核心是指“用互聯網信息技術”升級和改造我們的傳統產業、政府、金融、對外經濟，乃至整個社會——這就是李克強總理2015年兩會提出的“互聯網+”。

　　綜上所述，全球金融危機和工業4.0是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基本面，經濟升級則是打開這個基本面的鎖頭，而這把鎖頭的鑰匙就是“互聯網+”。理順了這個邏輯關系，也就認識了經濟新常態和互聯網+的內在含義。

　　互聯網+對于中國經濟，尤其是傳統產業的意義主要來自于三個方面：1.新技術手段帶來更高的經濟運行效率，降低企業經濟的邊際成本——美國有一位經濟學家甚至說，企業邊際成本正在向零端運動，典型表現是電商的成長;2.互聯網帶來了新的社會公平機制，包括信息獲取的平等(微博微信)、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參與的平等(互聯網金融和網絡反腐)、以及社會治理和管理的革命(智慧城市、公民個人信息系統等);3.互聯網和智能技術提供了工業4.0和終身學習計劃的最低成本平臺，它將改造我們的制造、消費和學習過程。

　　以上三個方面的互聯網+作用是目前看得到，正在發生的“力量”。除此之外，互聯網+提供的想象力空間有多大，是一個無法簡單回答的問題。但是，在中國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在中國經濟升級的大趨勢下，在互聯網與傳統產業結合的過程中，已經蘊藏了無數成長性財富機遇，這早已是社會共識。對此，大屏產業也需要未雨綢繆，制定相應的發展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