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家與各省市"十四五"規劃均將智慧城市建設作為未來城市發展的重心，Gartner也在今年八月更新并發布了最新的 “2020年中國智慧城市與可持續發展的成熟度曲線”。本文將詳細介紹最新更新的技術，以便政府和負責城市生態系統建設的CIO更好地評估與智慧城市和可持續發展倡議相關的新興趨勢和技術。

2020技術成熟度曲線四大議題評估背景

Gartner每年在更新技術成熟度曲線時，會重點觀察過去一年中與市場相關的宏觀環境，包括技術、法律法規、政策、特定事件產生的綜合影響，進而評估調整上一年技術成熟度曲線上所覆蓋的技術點。

本次調整的依據主要來自四大議題。

第一是標準化。2020年比較典型的事件包括，雄安新區關于智能城市建設標準體系框架的正式發布。該框架涉及基礎設施感知體系、智慧化應用、信息安全等諸多方面。雖然雄安智能城市建設模式很難被其他城市全盤復制，本次標準體系框架的發布為其他城市構建智慧城市的在數字版本城市構建標準化方面也有一定參考意義。

另外，2019年杭州發布了城市大腦和政務數據安全管理兩項地方性的標準規范；并于2020年，由杭州司法局開始進行立法工作，推動城市大腦的立法。如今在國內，地方政府構建城市大腦已經成為一個熱點話題和方向，以立法的方式來規范城市大腦建設，對其他城市的城市大腦推進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第二，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對于智慧城市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方面。首先，政府因抗疫需求加速了新興技術的使用，如人工智能、機器視覺、物聯網技術、大數據分析或基于地理信息系統的追蹤類應用等，新冠疫情從某種程度上為新興技術提供了特定的應用場景，為政府和整個智慧城市生態提供了一些現實性的用例，并展現和驗證了新興技術的價值。其次，疫情也是對當下智慧城市數字化水平的一次摸底。比如很多城市在推進健康碼，但速度快慢不一，由此反映出城市本身的數字化水平和數據打通程度上的差異。同時，疫情也會改變智慧城市在下一階段的優先級，如城市韌性、社區、市民服務、構建智慧城市生態等。

第三，智慧城市運營商角色的出現。代表之一是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 地方國資委全資公司，其成立提供了智慧城市建設和管理的另一種模式，即以公司化的形式負責智慧城市的運營，包括資本的籌措、規劃、建設、運營等。目前一些相對成熟、構建較早、已從建設階段向運營階段發展的城市，如北京、上海，都在關注類似的趨勢。公司化的趨勢便于提升民間資本的參與，也會規避政府在流程、組織架構等方面的一些局限，加速不同模式的創新。

第四，新基建。城市是新基建落地的一個核心場所， 5G、新能源、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等，從覆蓋的角度考慮，一定優先在人口密度較高的城市發展。在一些偏工業型的城市中，工業互聯網從某種程度上會成為整個智慧城市生態的一部分。當然，高鐵、城市軌道是必不可少的實現城市之間和城市內部流動的基礎設施。

2020技術成熟度曲線新增或調整的重點技術

新增技術

有兩項新增技術需要重點關注，一是“孿生市民（citizen twin）”，二是“政府區塊鏈”。

兩年前Gartner在曲線圖上增加了“數字孿生政府”，主要關注城市基礎設施和政府特定業務流程的數字孿生。2020年，曲線上新增了“孿生市民”，主要驅動源自于新冠疫情引發的現實應用場景，比如健康碼。事實上，數字孿生市民此前已有用例，如基于金融征信和社會行為的社會信用體系，可以視為特定維度的孿生市民應用，但這并非完整的孿生市民概念。

隨著在疫情期間健康碼的應用，更多更為豐富的畫像維度被納入到市民的孿生版本中，如健康、軌跡、位置，甚至生物識別信息等。未來孿生市民會出現更廣泛的應用場景，促進更多個性化、情境化市民服務和體驗的產生。但其發展前提建立在數字孿生數據的所有權、使用權、隱私保護、安全等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和操作規范的完善。在此之前，規�；�的應用將局限在一些特定的、和社會普惠相關的領域。

今年將“政府區塊鏈”加入曲線圖，主要原因是區塊鏈市場在近年發生了階段性的變化。區塊鏈分為兩個圈：幣圈和鏈圈�！皫湃Α币�領了早期的熱度和機會，通過炒數字貨幣獲利。而“鏈圈”——通過區塊鏈賦能其他行業的技術提供商都面臨規模發展的挑戰和困境：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明確需求、可以進行規�；�部署的應用場景；另一方面，區塊鏈還未建立不可或缺、無法替代的技術地位。近年來，隨著區塊鏈技術被提升為國家戰略，并且去年Gartner總結十大新興技術時，也特別提到了實用性區塊鏈（Practical Blockchain），我們認為有實際應用價值的區塊鏈開始得到發展。

針對政府和智慧城市的區塊鏈，Gartner主要關注以下三個方向：

一是區塊鏈在民生領域的應用，如在教育、就業、養老、精準脫貧、醫療健康、商品防偽，以及食品安全、公益、社會救助等領域的應用。

二是區塊鏈底層技術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設的結合，尤其是在數字化技術賦能的基礎設施層面，比如智慧交通、能源電力等。

三是數據共享。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首先是城市之間的數據流動，如在信息、資金、人才、征信等方面實現更大規模的互聯互通，保障數據在城市之間高效有序的流動。另一層面是城市內部，包括跨政府內不同部門，以及跨行業，形成數據在在整個智慧城市生態之內，以及更大的范疇的交換和利用。

命名調整

命名調整主要針對“智能網聯基礎設施”，此前被稱為“智能交通管理”。調整的原因是，2019年9月，國務院印發了《交通強國建設綱要》，強調大力發展智能交通、互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超級計算等新技術與交通行業和基礎設施的深度融合，以及新型載運工具的研發（包括智能汽車、自主駕駛、車路協同等）。

而政府在智慧交通上的角色也從智能交通管理者拓展到了交通生態構建者。Gartner將命名調整為“智能網聯基礎設施”，以強調政府在構建交通基礎設施時需要充分考慮未來的交通路網和基礎設施與路面各類交通承載工具和元素之間的交互，突出未來交通生態發展的必要性。

“智能網聯基礎設施”集合了人工智能、物聯網、云、數據分析、自動駕駛、通信等多方面技術，而這些技術成熟度參差不齊，因此Gartner將其調回至“萌芽期”的位置點。同時，考慮到構建智能網聯基礎設施需要調動生態的力量，所以未來的標準，以及協同、數據交換都會成為決定智能網聯基礎設施發展速度的關鍵因素。

實現規模部署時間點調整

規�；�部署的時間點主要調整了兩處，都從五到十年變成兩到五年，因為隨著部署速度的提升，時間會縮短。

第一是隱私。近年來不論是網絡安全，還是隱私保護，國內的法律法規都在加速且強有力地推進。工業領域和政府層面都在落實數據開放，一些政府已經在進行數據交換，甚至在構建數據交易中心。無論在中央政府層面還是行業層面，都會持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行為規范。結合海外實踐經驗，隱私安全是智慧城市應用需要考慮的關鍵因素，是落實應用的必要條件。

第二個調整是數據向善（data for good）。Gartner對數據向善的界定是：超越組織邊界，利用數據以及數據產生的洞察去改善社會。數據向善最終將以公益和普惠為目的去改善社會。此前的參與者對于自身的定位及如何參與沒有明確概念。疫情期間，溯源、健康碼、防疫地理空間分析等不同應用幫助不同的參與者意識到在數據向善過程中可以扮演的角色和可行的模式，如數據提供商、技術工具提供商，或是服務提供商等。后續數據向善的實踐具有更大潛力，可面向更多的社會問題，如流行病的預防和控制，綠色出行、食品安全等多方面的公眾服務。

曲線上位置調整

在曲線位置上調整較大的主要有四項技術。

第一是網絡安全。《網絡安全法》的進一步細化普及，對企業及政府構建安全和風險管理機制提供了指導。但由于中國企業在安全和風險管理機制的構建方面相對落后，所以Gartner認為網絡安全的成熟時間點會超過十年。與此同時，安全通常和新興技術相輔相成，其概念和范疇是不斷演進的。

如早期IT安全、網絡安全，到移動安全云安全、AI安全、IoT安全、以及IoT、OT和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相結合所衍生出的Cyber Physical Security。因此，安全規模化部署的時間點會隨著新技術的發展而變化，總體處于相對不成熟的水平。

第二是數字孿生政府。從2019年起，在貴陽、上海，及其他一些城市，數字孿生概念逐漸被引入一些特定應用場景或是局部范圍。雖然構建出的并非完整的三層級數字孿生政府架構（即城市元素的離散數字孿生、特定流程的復合數字孿生，全面的數字孿生政府），但也初具雛形，人們對于這些概念及其應用場景也有了更清晰的認知，加速了此技術的普及。數字孿生政府真正的普及還有賴于數據上的拉通，包括數據標準、數據歸屬、部門之間如何集成，以及部門和生態的協調配合，其中涉及的很多非技術性因素可能會影響最終技術的實施。

第三是5G。自2019年發牌以來，中國在基站的覆蓋率和終端出貨方面快速領先于其他國家。通信技術高度依賴于標準，即所構建網絡的承載力、功能、特性都是隨著不同版本發布來界定的。單純從技術角度出發，目前基于R15版本構建的5G網絡，并非是構建智慧城市所不可或缺的條件。

然而站在戰略層面，目前許多地方政府把5G作為智慧城市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Gartner認為，5G未來終會成為智慧城市的重要構成，但前提是城市和供應商在其目標和時間點上達成一致。首先應關注版本的發布，其次要關注版本發布后，終端、網絡基礎設施，以及整個生態和應用的就緒情況。構建智慧城市不僅需要網絡的連接，更需要基于網絡連接的可運行的應用，而這取決于整個生態的力量，而非僅僅網絡設施。

第四是政務云。國內政務云的建設重點已經開始從底層基礎設施建設向信息共享、數據融合過渡，少數相對較領先的省的數據融合已發展至相對較高的水平，并開始落實應用深化以及業務創新。政務云在曲線上已經相對成熟，到了規�；�部署的階段。Gartner認為，未來推動其發展的因素不再僅僅取決于底層技術，而是依賴于技術和政策的相輔相成，來推動信息共享、業務協同、以及不同部門間的通力協作。